胡俊，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李大钊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大钊书赠杨子惠对联。

油画《五四运动》。

河北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先生雕像。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

【主讲人：胡俊】
青春年少，他选择寻求救国之道为毕生志向
“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李大钊1889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那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少年时的李大钊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青少年时期的李大钊就自觉将个人前途的选择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李大钊出身苦难，父母早逝，但从小聪慧好学，寒窗十年，手不释卷，品学兼优，就读于永平府中学。在“感于国势之危迫”时，他毅然决定求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确立以寻求救国之道为毕生志向，后来转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卧薪尝胆，抗争到底。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他认为，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自己的学业微不足道。
　　面临人生重要选择时，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和前途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传承。

国运艰难，他选择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

　　烈火炼真金，板荡识英雄。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危亡之秋，伤心绝望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归隐自戕者有之，但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毫不退缩，以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的决心和激情，誓死改造旧中国、再造新中华，有力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从源头上为党历经磨难始终勇立潮头注入了奋发进取的基因。
　　李大钊热情歌颂青春。他说，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他希望我国青年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李大钊热情寄望青年。他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在他的心中，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李大钊誓言奋斗绝不停息。在革命遭遇重大挫折时，他用长江大河的曲折浩荡比拟民族的生命，高呼艰难境界不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号召国民“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李大钊倡导“奋兴鼓舞的历史观”和“乐天努力的人生观”，相信“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号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

探求真理，他选择马克思主义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在“深研政理”的征途上，李大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研究政党、宪法、选举、风俗、民彝、国民、文化等内容，深入考察多国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率先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6年起，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他深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因和胜利的原因并指出，战争源自国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资本家的政府想靠大战打破国家界限，为资本家阶级谋利益；胜利的原因在于劳工社会的觉醒和联合行动，是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对这场新型的革命加以讴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投入并参与领导了这场伟大斗争，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样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后，再也没有动摇过，坚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知识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李大钊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与此同时，他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这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是这样进行描绘的：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也会有自己的特性。

确定目标，他选择善作善成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

　　李大钊既是渊博的学者，又是杰出的战士，学者和战士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李大钊善于分析实际情况，善于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坚持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找到民族解放的道路方向后，他就迅速地向进步青年和劳工大众宣传真理，指导青年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投身到“再造中华”的运动中。
　　李大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全力发挥高校讲台、图书馆和学生社团的作用，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校授课或开展讲座。他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积极购买新书刊，推动图书馆从单纯的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更使它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
　　北京市档案馆现存一份1923年题为“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的珍贵试卷，答卷人为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贺廷珊。这篇在李大钊指导下完成的答卷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李大钊给予很高评价，评分为“九十五分”。
　　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今珍藏着八本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封面上都盖有一个方形的蓝色藏书印章，印章上有六个字“亢慕义斋图书”。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进步学生秘密组织成立了“马克斯（思）学说研究会”，设立亢慕义斋（共产主义书斋），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思）派的著述为目的，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开展研讨、讲演，分组、分专题研究、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从事工人运动实践等活动。这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骨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这些珍藏是峥嵘历史的珍贵记忆，更是共产主义先驱们追寻真理的青春写照。毛泽东后来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20年秋，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同时，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并直接领导创建了北方的党组织。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后来，他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北方各省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发展。他重视培养革命干部，派遣许多干部去学习军事、开展军队工作，并对国民军的改造和参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还为在少数民族中开展革命活动，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分析国情，指导革命。他指导青年社团工作时，明确要求社团要坚定信仰、标明主义，因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他深入研究土地和农民问题，指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这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为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极为宝贵的早期探索。

人生信仰，他选择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
“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渤海之滨的碣石山是一座名山，帝王将相和名人雅士多有登临留诗。登临山顶，封建帝王看到的是“星汉灿烂”和“日月之行”，而李大钊看到的是“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心中想到的都是老百姓。他用深情的笔触写出《可怜之人力车夫》《黄昏时候的哭声》《北京贫民生活之一瞥》，记述人力车夫、沿街乞丐和贫苦妇孺的凄惨生活，至今读来让人心酸心痛。他愤恨声讨唯私利是图的军阀、政党和政客，痛斥他们的趣味如“猫鼬之破鳄卵、蜣螂之弄粪丸”，控诉他们敲骨吸髓。
　　李大钊全心关爱身边的青年和同志。他节衣缩食，简易生活，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把个人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接济同志和贫苦青年，以致后来北京大学校长不得不嘱咐会计科将李大钊的薪资提前扣留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家里“断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回忆：“第一次见面，大钊同志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亲近而又折服。他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很热情，既谈思想又谈学术。”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大钊唯一的希望仍然是保护青年。正是在李大钊的指引鼓励和关心爱护下，一大批先进青年坚定信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革命道路。

危难关头，他选择舍生取义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春，北京的形势越发紧张，多位同志朋友劝李大钊出京避险，但李大钊因革命需要，不顾个人安危，坚决留下继续工作。被捕入狱后，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和革命的荣誉，毅然舍生赴死，从容就义，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李大钊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献身精神。他在牺牲前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孙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评价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同时代的人说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时，中共中央在烈士碑文中这样写道，他为我们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今天，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这是对革命先驱最好的怀念和告慰。

本版文字整理：闫书敏 韩晶
主讲人照片拍摄：本报记者王瑞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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